两个一年制的硕士项目之间的巧合令人不安。裴轶的经历令人关注的不是她的言辞，而是她在英国连续完成两个硕士学位：一个是在利物浦，另一个是在南安普顿，耗时两年。若是一位真正热爱学术的人，为什么要同时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呢？完全可以选择攻读博士学位。然而，放在高等院校的招聘背景下，我们会发现这两张学位证书似乎是为了同一个岗位而特别准备的。
裴轶的本科学校是天津师范大学，专业是理学学士，并辅修法学。这样一位非法学背景的学生，何以跨越半个地球去攻读两个法学硕士？这背后似乎并非单纯学习的动机，而更像是筹划好的一场“入场券”的争夺。我查阅了2019年北京理工大学的招聘公告，发现基本条件要求拥有至少两年的海外知名院校的研究经历或学历，而拥有海外博士学位者更受优先考虑。由此可见，选择攻读短期硕士的原因或许在于快速累积海外背景，以满足日后进入高校的需求。
而在博士申请的选择上，裴轶并未选择更具挑战性的海外博士，而是选择了国内的申请考核制。她的博士导师与北理工法学院的院长同为师门，师承关系不存在违规问题，推荐也显得合情合理。这样的布局彰显了其灵活性，而她的每一步似乎都在规则的指引下推进。
另外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：她的本科双非背景在北理工官网上并未显现。过去的海外硕士经历光鲜亮丽，而第一学历却被隐去，使得履历经过精心修整。这种疏忽与‘修饰’给人一种矛盾的感觉，仿佛一个完整的个体被塑造成了最有利的一面。
公众对裴轶质疑的并非她的努力，而是她的每一步似乎早已预见了成功的门。当我们的孩子连门在哪都摸不着时，裴轶的案例则让人思考这样的巧合是否过于频繁。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她的努力理应得到认可，但真正让人警惕的是这样的路径并非特例，而是一种可被复制的模式。每一个环节，从双非本科，到两个一年制的海外硕士，再到申请考核制的博士，似乎都提供了一套可供效仿的模板。
目前，这种精明的背后是制度的疏漏。今天能够成功的个体可能会重复明天，一切似乎都是巧合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规则为何会给予如此宽松的空间。如果我们的孩子也面临选择两个一年硕士还是三个年份硕士的抉择，我们又该如何指引他们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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